1983年，霍华德·舒尔茨在米兰街头经过一家又一家咖啡店。他惊讶地发现，意大利的男男女女们就着一小杯浓缩，能畅聊两三个小时。
舒尔茨有了一个新想法，回到美国后，他花4年时间凑了380万美元，把他供职的公司买了下来。这家公司叫星巴克。
又过了两年，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出了新书《绝好的地方》。这本书把人的日常切成三块——家、公司，还有“第三空间”。
舒尔茨把这个概念搬到了星巴克。他告诉客户们，可以在这里舒适随意地停留、洽谈、小聚。三四十年时间里，星巴克门店数量增长到超4万家，遍布全球。
但在2020年以后，“第三空间”的叙事开始面临挑战。社会节奏越来越快，愿意在一家咖啡店里消费并停留两三个小时的人越来越少。是加入快消大军，还是继续做优空间体验？星巴克选择了后者。日前，“消费入座”政策正式落地。这套打法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留住“第三空间”的受众。
短期看，“消费入座”是有效果的。星巴克去年在美国市场先行实施，止住了同店销售额下滑的颓势。可长期呢？这需要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今天的城市，还需要“第三空间”吗？
这几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调研时，发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初创科技企业，宁愿付很贵的租金也要留在市中心，哪怕办公室是“老破小”。
创始人们的说法是，租办公室的时候，先看周围的咖啡馆。他们的会客室、会议室，实际上就放在这些“第三空间”。
陆铭进一步探究原因：工业化时代，创新发生在实验室和研发部门这些封闭场景。今天的创新，特点是分布式、小规模、综合化、无边界。不同企业的员工坐在一起喝个咖啡，两个大学教授串个门，或者一次跳槽——新的可能性出现了。
这提供了理解“科创回归都市”全球趋势的新视角。都市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大量以咖啡馆为代表的“第三空间”，它们承载了零散却不容忽视的创新活动、商务活动。
道理反过来也能说通。今天的城市，想要保有创新活力，仍然需要高密度的“第三空间”。
对现代城市来说，“第三空间”还有一层意义，或许更加重要：它为城市生活保留了一部分不以效率为目的的空间。
对刚来城市的年轻人，没有亲友可以见面，租住的房间不大，工作又占据了大多数时间。一个可以偶尔坐一坐的“第三空间”，一场可以随时参与的社区活动，就可能成为他与这座城市建立联系的起点。对独居的老人，每天在街角花园遇见熟面孔，和隔几天碰上一面的人聊几句，也会让日常生活多一些安稳感。
缺少“第三空间”的城市，再繁华，也未必能让人产生归属感。人们愿意来一座城市，可能是因为工作机会；但人们愿意留下来，还要看能否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生活”。
从各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城市都比从前更加需要“第三空间”。全球的顶级城市，无一不重视这件事。
但基于商业逻辑的“第三空间”，难免会遇到星巴克的困境——支付房租、人工、运营成本的商业空间，可以创造公共体验，却不能因此被要求无限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
更合理的结构是，商业与公共、长期与临时的“第三空间”共存，相互补充。这也恰恰是上海正在做的事。
去年，上海的党群服务中心火了。通过注入自习、文体、社交等功能，蝴蝶湾等一批党群服务中心贴近现代市民真实的生活节奏与空间需求，建立起与居民的有机连接。
今年，南浦大桥下滨江步道的“露天吧台”又成了网红。只是在原有的防汛墙顶部，铺设了十块冰裂纹石板作为桌面，又添了几把高脚椅，就为市民创造了一个能坐下看江景的浪漫角落。
此外还有各种产业园区、创客空间里的创新沙龙，比如大学路的“学院咖啡”，都属于这座城市有意无意间构建的“第三空间”。
空间属性不同、提供的体验不同，有的氛围更活跃，有的受众更垂直，有的门槛更低、公共性更强。很难统计这些空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对城市创新活力贡献了多少力量，更难以准确衡量一个市民会因此对城市多了多少好感。
但至少，它们能让人停留，能使人相遇——这就足够了。（胡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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